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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真与媚:魏晋风度两百年
2018-10-16 16:00:39 来源:互联网 作者:敬凌 【 】 浏览:0次 评论:0
那个时代的真与媚:魏晋风度两百年
原创:敬凌   敬诚斋  2018-10-16
这是一个文人极不得志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极富创造的时代;这是一个文人最不守规矩的时代,这是一个文人最不相轻的时代;这是一个美男子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美文和美学最繁荣的时代,这是一个情感和哲学一起绽放的年代。
 
这一切,构成了魏晋风度。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到刘裕建立宋王朝公元420年,整整两百多年,是魏晋风度的两百年,也是中国气质和风度丰富绚烂的两百年。
 
魏晋风度是什么?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因而产生了那个时代特殊的人物、思想以及作品,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一环。魏晋风度的命名最初来自鲁迅,因为鲁迅所在的民国又到了一个乱世的时代,又出现了一大批不愿意遵循体制而放任自我的人群。魏晋风度的代表团体有“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等。
 
代表人物有王弼、王羲之、阮籍、嵇康、郭象、王导、谢安、陶渊明、顾恺之等。
 
《世说新语》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真名士自风流,无论是正始才俊、竹林名士、中朝隽秀还是江左领袖,他们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魏晋风度作为当时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他们精神超俗,或“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或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人事哲学观,或以炼丹服药,穿宽袍大袖“扪虱而谈”,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人格追求典范。
 
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  
 
魏晋风度的阶段性人物代表
 
魏晋风度从公元196年开始,到公元420年。前后持续200余年。分建安时代、正始时期、竹林七贤、王谢世家等几个阶段。
 
建安时代: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这个时期的东汉朝廷的政治大权主要由曹操所掌握。文学及思想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他们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不再将文学视为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是时代特征,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并以“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开启了“魏晋风度”。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死于清议,“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语)
 
正始时期:“七子”之后,魏正始中,以王弼(226-249年)、何晏(190-249年)为代表。他们祖述老庄,立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调和儒道即名教与自然。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和夏侯玄被杀后,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时政,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七人喜欢结伴在竹林游玩,从而形成独特的名士文化。以嵇康(223-262年)和阮籍(210-263年)为代表。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嵇康《声无哀乐论》。“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阮籍《达庄论》。“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据传“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还兼吃药。最后以嵇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而成为绝响。
 
王谢世家:王导开启了东晋政治,谢安稳定了东晋政局,这两人都是清谈家。王导“雅好谈咏,恂然善诱,虽管综时务,一日万机,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虚己以招岩穴之俊,逍遥放意,不峻仪轨。”。谢安就是因为清谈成名而“东山再起”的。被当时称作“江左风流宰相”。“王谢”,六朝望族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之合称,后成为显赫世家大族的代名词,成就了后世家族无法企及的荣耀。
 
元康时期:到东晋元康时期,以裴頠(263-300年)、郭象(约252-312年)为代表,魏晋文化进一步向哲学思辨发展。裴頠在《崇有》中提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也。”郭象则认为:“天地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自然即是性、命,故应“无待”、“适性”。郭象把魏晋玄学发展到了极致。
 
东晋后期:到东晋后期,以陶渊明、顾恺之、谢灵运、张湛为代表。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是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张湛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
 
从建安元年开始,到东晋灭亡刘裕建宋,前后两百余年,是魏晋风度展示得淋漓尽致的两百年,也是当时的文化主流。从此以后,不再构成中国文化主流,而逐渐溶解于中国传统,成为中国文化和性格的一部分。
 
代表作品及言行思想
 
魏晋时代,正是佛教刚传入中国,那时侯,佛教是通过附会道家哲学来宣扬教义的,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汉魏之际,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魏晋玄学后期,呈现玄佛合流的趋势。
 
比如,《四十二章经》就是玄佛合流的产物,如“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可以看到佛教最初的术的功能十分明显。“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静矣。”则通过修行达到心灵清净。
 
魏晋僧侣多好老庄,议论时多以老庄解佛理或以佛教解老庄。此时的名僧亦是名士,于佛于道,颇入其微。此间名僧以支遁、慧远、僧肇、僧璨为代表。僧肈《不真空论》提出了:“心无义”的观点,“心无者,无心于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其主旨于印度的般若学颇近。“非有非无”,即有即无,“不落二边”。物无自性,皆随姻缘生灭。支遁则说:“夫色之性也,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佛之空,是玄学的重要思想。
 
陶渊明,则以诗歌颂了山水自然,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清新隽永,其“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则更加质朴,都是当时玄学的空灵环境的产物。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也是歌咏自然的名句。其他如王羲之的书法以及散文《兰亭集序》都是歌咏自然生命的典范之作。《世说新语·言语》记录有:“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别具美学意蕴。
 
美学家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如陆机的《文赋》就是深情和文采的结合:“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魏晋之交的阮籍不但写出了“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的《咏怀诗》,还经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魏晋玄谈,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他们往往俄冠博带,羽扇纶巾,气质文采风流,把中国的闲谈推向了最高峰。他们论而不争,争而不伐,从不文人相轻,反而抱团议论。他们谈论的内容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宗。真名士们,在其放达归隐之际,心怀家国、人事,然世道不济,才无所用,故多为出世之流。
 
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放达无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之发端。
 
因此他们的风度如《世说新语·容止》:“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瑰俄若玉山之将崩。”中国文化把作者们的形象容貌列入书本,在魏晋还是首次。
 
正因为如此,魏晋美学也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如,玄学大家王弼的“得意忘象”:“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为以后“意象”概念的出现做了铺垫。
 
嵇康则进一步发展了玄学中的“无”思想:他认为声音无哀乐,音乐是自然产生的,无关乎国家社稷。“无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而顾恺之画画更有意思,他画画从不画眼睛。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四体研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刻削为仪容,不尽生气”。注重神形兼备,从而造就了王羲之、顾恺之这样的盖世书画名家。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自魏晋起,气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也是一个人、艺术家的生命力、创造力、才力、才情之所本、所现,亦是艺术作品的生命、精魂之所在。这些都是魏晋风度在思想以及文化艺术上的重要体现。
 
魏晋风度的价值和意义
 
(引)魏晋风度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从曹操开始,到南朝刘裕结束,整整两百多年,是中国的文人最不得志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富创造力的时代。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
 
魏晋人“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在这个时代,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
 
生命在这里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敬凌简介:
文化行者,心学家。潇湘人,岭南居,出版专著多部。以《易传》《中庸》《阳明心学》为思想基础,意欲通过诚、定、通重建中国人的心体和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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